近年来。为跨国医药企业服务、赚取“打工费”的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近年发展迅速，其佼佼者甚至已经享受到国际业界的尊重。
面对这种商业的成功，仍有相当数量的从业者颇为不屑——他们的终极梦想，紧紧锁定研制中国“重磅炸弹”级的新药。
5月25日，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潘广成在“国际医疗产业及药物论坛”上称，从今年起，中国制药将进入“黄金十年”。
那么，中国医药的行业环境能不能在这“黄金十年”里促成其伟大的新药之梦？
“打工仔”
不少企业放下了新药研发的激情，专注于做跨国医药企业服务外包的“打工仔”——假设一个新药平均需8年研发时间、1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，这个游戏没有多少企业玩得起。
这些公司利用跨国医药企业尤其是生物制药企业，看好中国天然药物资源和人才优势的机会，承担其前期新药合成、临床前医药研发等的工作。这些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CRO。
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，已经有33家CRO主要为跨国药企服务。而在去年北京服务外包的出口份额构成中，生物医药类增幅达149%。
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说，我国医药企业承担研发外包是积累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，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、资源消耗不可小视。更严重的是，按行规，CRO因为接触了跨国医药企业技术资料，不能自行研发新药。
也有企业负责人表示，他们虽然掌握了新药研发技术，但公司既然定位于服务外包，就不能违反行规自行研发新药。否则，“会让制药企业对与我们的合作产生顾虑，担心自己知识产权的安全性。”
这是一把双刃剑，为跨国医药企业充当CRO既给我国医药界带来商机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一些企业丧失了自行研发新药的动力。
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博弈
与此同时，跨国医药企业正加速布局，争夺中国医药市场的蛋糕。
受金融危机影响，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跨国医药巨头为降低医药研发成本，寻求新的药物发现途径，纷纷在我国建立研发机构，研发领域从化学药逐渐拓展到生物药，并将这里作为新药上市的第一批市场。“跨国医药企业实现了在咱家门口与咱们竞争，利用技术方面的优势，对我民族医药构成新一轮冲击。”
一个流行的观点是，当前实行的专利药、原研药和仿制药分别定价机制，帮助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赚取大笔利润，他们随即将资金投入研发，这就拉大了本土药企和国际巨头的差距。
进口药定价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由来已久，曾经有国产药、合资药、进口药的体制区别，后来对此进行改革，执行专利药、原研药和仿制药分别定价，且不在同一层面参与药品招投标。
所谓原研药，在我国，主要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。这类药被认为质量占优因而享有单独定价等政策保护。
专利药、原研药因受政策保护，在历次降价中降价幅度都小于仿制药。以注射用头孢曲松钠为例，国外一家大型企业生产的原研药定价高达90多元，而国产的仿制药却仅有四五元，两者价格差了20倍。“对国外专利药实行定价保护是应该的，但对早已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进行保护，这种特殊待遇不合理。”
事实上，仿制药与原研药的博弈早已开始。
有观点认为，对原研药执行的单独定价等保护，其实是一种补偿——由于中国对新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，导致仿制药盛行。
据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统计，97%以上的国产药为仿制药，外资及合资医药企业基本占据了专利药、原研药市场。
对产业界的这个焦点话题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2009年在“中国医药体制改革——机遇与挑战”国际高峰论坛上说，今后将改变单独定价政策以逐步缩小原研药与仿制药的价格差距，新上市的原研药也要与仿制药价格大体衔接；已上市的仿制药，只要符合国家政策，或有关监管部门或权威机构证明具有明显优势，可与统一价格适当区别。
“其实一种优质的仿制药也需要企业投入很大的研发力量，只是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’要容易一些，需要鼓励也需要控制。”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泽工说。
据张泽工介绍，仿制药市场目前已经占全球药品市场的40%以上，未来3年内，国际上将有年销售额达1370亿美元的药品失去专利保护。
这意味着，一个药品“抢仿时代”即将到来。
“唯低价是举”
“抢仿时代”带来的，仅仅是巨大的市场机遇吗？
河南一家制药企业负责人说道，以60片每瓶的复方丹参片和10g×20袋的板蓝根颗粒为例，其原料成本分别是1.41元和4.2元，然而，市场中标价格则为0.7元和2元。
低价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？
国家规定了药品最高零售价，但很多省在采购中取该品种在市场上的最低价，以突出药品降价的“政绩”，于是，药品中标价格越来越低。
这极易产生两个严重后果：其一，由于价格过低，企业无法供货，所以“中标就死”，特别是基本药物，本身价格和毛利率已经很低，不断地降价将使企业赔本而无法供货，导致一些基本药物在市场上消失，患者无药可用；
其二，部分企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，采取低限投料、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等方法降低企业成本，造成严重的药品质量安全隐患。“这在无形中引导企业把降低成本作为唯一目标，增加了群众用药安全的隐患。”
显然，对于深陷过度仿制、低价恶性竞争泥潭的中国医药行业，“抢仿时代”还可能埋下药品安全的隐忧。
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说，药品是一种商品，要符合市场规律，成本不可能无限降低。在“唯低价是举”的招标规则下，“过度仿制”带来的问题是恶性竞争。上海市场已有32个基本药物品种“绝迹”，上海市招标办不得不向基本药物生产企业发出“邀请投标”的号召。
“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，放弃生产的多是一些大中型企业。”于明德说。而大中型企业，通常被认为更为重视药品质量控制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鹏表示，药品价格虚高，主要在流通环节和医院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本身就是微利，如果再陷入价格战，就违背了药品招标“质量优先、价格合理”的初衷，很容易引发大的质量安全危机。
创新中药的瓶颈
一位北京市民告诉记者，他习惯用中药，但中药品种太多，品质差别太大，同样是板蓝根颗粒，有的每盒售价9元，有的却只售1元，价格差8倍，这很不正常。
记者了解到，中药里有效成分含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疗效，但一些收入《中国药典》的中药品种是不测含量的，这就容易造成药品低水平仿制，不能有效地控制产品质量，造成有些中药产品在疗效上大打折扣，严重影响治病救人。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中药质量标准不高，直接导致中药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同质化竞争严重，多、散、乱，进而导致质量可控性差、临床疗效不稳定。“这一事关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产业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，亟待提高质量标准。”
据悉，目前中国有中药企业近2000家，行业集中度不高，超过10亿产值的企业寥寥无几。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建议，国家应下大力气鼓励医药企业做大做强，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。在中药质量标准中应建立多指标含量测定，更多地明确药用物质成分并实现对多种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控制，改变生产质量标准“定性不定量”的传统惯例，让劣质药无处藏身。
医药行业的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，而且风险极大，没有实力的企业难以实施。可如果市场成果被一些小企业占领，那很不合理。
“应依靠专家的力量，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到药品优质优价、科学定价，保证药物生产企业有利可图，但是这个利润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”著名心脏病专家葛均波认为，一个药品的研发、制造过程的成本，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心中多少有本账，在建立药品定价专家库的同时，采取药品定价专家随机抽样制度，防止其利令智昏。
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副局长熊平建议，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强控制，在审批环节防止一种药品仿制过多、过滥。另外，也可以利用价格杠杆，比如，在定价环节保证企业下功夫研发的“首仿药”卖高价，“二仿药”、“三仿药”及之后的仿制药价格依次递减10%，让过度仿制药没有利润空间。
在“以药补医”的体制下，突破低端仿制的恶性循环，几乎成为一道无解的题目——本土药企需要靠“价格战”争取市场份额，其获得的微薄利润无力支撑巨额的新药研发，而没有原创新药，就难以享有尊严和合理的利润空间。
药品价格改革将适当降低流通环节加价总体水平，对流通环节实际加价率进行控制。医疗机构药品目前实行的加价15%销售的比例将逐步降低，探索试行差别加价政策。推行公立医院试点改革的地区，将探索取消药品加成，研究设立药事服务费制度。
这些设想能否改进中国医药产业的制度环境，值得关注。毕竟，如果把研发原创新药比作一场马拉松，现有体制无疑是对运动员耐力的巨大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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