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伤寒论》成书于东汉末年，其成书标志着经方理论体系的建立。其书确立的六经方证辨证体系，一直沿用至今。但因时代久远，其剂量折算问题一直未有明确结论。近来随着扶阳派重用温药扶阳理论的兴盛，同时以李可老中医为代表的基层医药工作者，在治疗急危重症时多采用大剂量，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，加上近来《伤寒论》中一两折合15.6克的说法得到广泛论证，经方大剂量治病的报道也越来越多见，似乎临床处方不用大剂量就达不到经方“一剂知、两剂已”的效果。
经方一脉源远流长，古称之为汤液，意思为取汤剂治疗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剂略》将经方描述为“经方者，本草石之寒温，量疾病之浅深，假药味之滋，因气感之宜，辨五苦六辛，致水火之齐，以通闭解结，反之于平”，指出了经方是根据疾病的浅深程度，采用草石的寒热温凉来调整人体的寒热温凉，其中也蕴含了用药剂量问题，即：根据疾病的浅深（轻重、大小）确定药量的大小。
经方用药在于辨方证
中医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。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活力之所在，抛弃了辨证论治的指导，盲目采取大剂量治疗，无异于买椟还珠。
以伤寒太阳表证来说，当治以发汗解表。《伤寒论》中有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、小青龙汤等等，即是根据不同病证而设。同时又有麻黄汤、桂枝汤、桂枝麻黄各半汤、桂枝二越婢一汤等不同方证，同属于太阳病表不解，但治有不同，药量亦不相同。太阳表证明显的，以麻黄汤发汗解表，表邪轻微的，以桂枝麻黄各半汤或桂枝二越婢一汤轻发汗解表。所以经方用药在于辨证。
温病学派中，也强调剂量问题，如三焦辨证属于上焦的，给予轻清之药，药味重、药量重的则直过病所，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，因此临床用药，并不见得剂量越大越好。
经方用药重视给服方法
同是对于表证，给药的方式各有不同，如桂枝汤条方后注曰：“若一服汗出病差，停后服，不必尽剂；若不汗，更服依前法；又不汗，服后小促其间，半日许，令三服尽；若病重者，一日一夜服，周时观之；服一剂尽，病证犹在者，更作服；若汗不出，乃服至二三剂。”对于服药进行了详细说明，并不是盲目地采取大剂量的给药方式。如发表在2010年4月29日中国中医药报的“冯世纶教授经方治愈发烧4年患儿”一文中，冯世纶认为患者为太阳阳明合病，辨方证为大青龙加薏苡败酱桔梗汤证，方用麻黄18克，剂量很大，采取少量频服的给药方式，即先服四分之一，无汗则再续服，直至汗出则余药停服，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。假若该案采取小剂量，可能达不到汗出表解的治疗效果，但如果直接给予大剂量的大青龙汤方，则不易把握药量程度，一旦过汗则易大汗亡阳。因此，经方临床治疗，不在于剂量大小，合理的给药方法更加重要。
经方用药“以知为度”
山西李可老中医治疗急危重症以大剂量用药闻名，经常采用大剂量的姜、桂、附，水煮开则频频给服，有效即止，正如其论中所言，中病，余药勿服之意，所以处方中可能开的是100克的附子，真正吃到肚子里的却不是100克了。所以，对于急危重症，在辨六经方证精准的基础上，可以给予适当的大剂量，同时要采取正确的给药方式，如小剂量频服，中病即止，可以收到优于一般剂量的治疗效果。
经方用药不排斥大剂量，经方用药重在辨方证，根据方证选择合适的剂量。举例临床争论较多的附子剂量来说，附子属于温阳强壮类药物，对于太阴病里虚寒甚，达到下利清谷、四肢厥逆的四逆汤证了，当急救其里，给予四逆汤，甚则“脉不出”的，给予通脉四逆汤等。其中附子根据病证不同而剂量不同。对于里虚寒的轻证，如附子理中汤证，则处方中附子可以小剂量加起，若服后证未变，可以渐渐加量，以知为度。若辨证不准，首诊即给予大剂量的附子，则容易生热，反而欲速则不达。故临床需要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剂量。
此外，中药剂型丰富，素有丸散膏丹之称。对于一些慢性病，需要长期调理的，则采取丸药治疗，取丸者缓也，此时给予大剂量的汤剂治疗，反而不合适。
总之，经方采用六经方证的辨证观，临床重视辨方证。方证辨证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了临床疗效。同时不可盲目追求大剂量，需要牢记“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”，临床细辨方证，有是证用是药，根据经验选取合适的剂量，如无经验，可从小剂量加起，以知为度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