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医宗金鉴》有“封髓丹为固精之要药”赞语。清代医家郑钦安在临证中体会到：“此一方不可轻视，余常亲身阅历，能治一切虚火上冲，牙疼、咳嗽、喘促、面肿、喉痹、耳肿、面赤、鼻塞、遗尿、滑精诸症，屡获奇效，实有出人意外、令人不解者。余仔细揣摩，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。至平至常，至神至妙，余经试之，愿诸公亦试之。”（见《医理真传》）而当代中医界，除继承蒲辅周经验使用三才封髓丹治疗口疮等病变外，似很少论及封髓丹一方。而后学者根据郑氏的“调和水火”一语，以及“虚火上冲”诸病症，临证时也无法真正理解和运用该方。
考封髓丹一方，最早见于元·许国祯编纂的《御药院方》一书“补虚损门”中。原文：“封髓丹：降心火，益肾水。黄柏三两，缩砂仁一两半，甘草。上药捣罗为细末，水煮面糊稀和丸如桐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用苁蓉半两，切作片子，酒一大盏，浸一宿，次日煎三四沸，滤去滓，送下，空心食前服。”
本方有“降心火，益肾水”之功。但是，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分析，方中四味药，既没有降心火的药（如黄连之类），也没有益肾水的药（如地黄之类）。还有，本方出自“补虚损门”，而方中除肉苁蓉外，他药并无补益之功，肉苁蓉也非方中主药。
用方首在明理，理不明则良方也无用武之地。
一日，读《续名医类案》，见“齿门”下有易思兰治一人齿痛不可忍，诊其脉“上两部俱得本体，惟二尺洪数有力”，断为“此肾经火邪太盛也”。易氏案后自注：“肾脉不沉濡而洪数，是所不胜者侮其所胜，乃妻入乘夫，肾经中已有火邪矣。”肾水所不胜者为心火，心火所胜者为肾水，也就是说，肾经中火邪是由心火侮肾所致。案中用药是以“黄柏为君以滋肾水，泄肾火”。读及此处，联想到封髓丹方，方中以黄柏为君，“降心火”，实即泻心火侮肾所致之肾火，“益肾水”实即泻肾火以保肾水。
黄柏一味，泻火、益水兼备，已成一方。或佐甘草（原方中剂量缺），加强泻火、益水之功，成一方也已足够。张仲景就有大黄甘草汤、芍药甘草汤、桂枝甘草汤、甘草干姜汤等方，黄柏与甘草组方，“降心火，益肾水”，境界也直抵经方，为什么又要加入缩砂仁呢？毕竟，砂仁辛温、香燥，既不利于降火，也不利于益水。
《医宗金鉴·医方论">删补名医方论》引赵羽皇的话说：“若缩砂仁者，以其味辛性温，善能入肾，肾之所恶在燥，而润之者惟辛，缩砂仁通三焦达津液，能内五脏六腑之精而归于肾。”这里提到肾燥、辛润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：“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，开腠理，致津液，通气也。”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肾恶燥，以辛润之，缩砂仁之辛，以润肾燥。”可以这样认为，方中砂仁之功在于润肾燥。水不足则燥，水足则润，那么“益肾水”也即“润肾燥”之互辞，只不过砂仁辛润肾燥是通过辛散温通、布化气液而完成，与地黄类药直补肾水截然不同。
《慎斋遗书》载一案：“一妇泄泻，两尺无神，此肾燥不合也。”用肉苁蓉为君润肾燥而愈。张东扶在注文中说：“肾燥不合，四字妙极。凡物润则坚密无缝，燥则破绽有痕。”又说：“余因慎斋肾燥不合之语，因思滑精一证，理亦同情。”那么“封髓”就是治“肾不合”，而善治“肾不合”所致滑精，就是“固精之要药”。
所以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封髓丹方所治病证为在肾燥不合基础上的相火妄动（即肾火弥漫）。该病证既不同于治疗肾阴亏虚、虚火上炎的知柏地黄汤证，也不同于治疗阴气太盛、逼阳上浮的潜阳丹证（潜阳丹：砂仁、附子、龟板、甘草），更不同于治疗脾胃虚弱、阴火上冲的补中益气汤加黄柏证。当然，封髓丹方也与泻心火、益肾水的黄连阿胶汤方绝非同类。
如果把砂仁理解为治疗中焦湿阻而将封髓丹用于治疗湿热病证，甚或通过加味治疗与肾燥、相火无关的病证，这属于方证使用范围的扩大，而非原方证。 |
